帝国对基督教的拥抱

罗马帝国拥抱基督教，不只是因为君士坦丁大帝的个人转变，甚至不是因为君士坦丁大帝的信仰转变。帝国对基督教从迫害到拥抱的转变存在着宏大的社会政治原因。

君士坦丁大帝

归根结底，是因为罗马在宗教和精神上的万神殿结构和文化同化政策存在重大缺陷，这些缺陷在“三世纪的危机”中已经充分暴露，导致帝国的精神结构趋于崩溃，而基督教恰恰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克服这些缺陷，把帝国打造成精神团结和统一的世界。我们从帝国统治的需要来看基督教的合法化，更容易把复杂的局面看清楚。

第一，万神殿里的诸神仍然会争夺座次，导致帝国精神结构的核心出现动荡，而信奉独一真神的基督教能够在精神世界当中彻底地消灭诸神之争，让帝国的精神结构因为唯一所以安宁。

罗马在共和时代就出现过元老院禁止某种民间狂热信仰的事情，帝国时代也不少。而且，即便没有当局禁止，很多狂热的宗教信仰已经威胁到了帝国的统一。说起来开放多元的罗马人真是有意思，各地的神都可以在帝国任何地方流行，包括罗马城在内。

比如，埃及的神伊西斯在罗马流行，引起了元老院和民众的恐慌；就连很有本土特色的酒神巴克斯信仰狂热起来，也让元老院觉得大事不妙，发布法令禁止；叙利亚太阳神教祭司家庭出身的皇帝埃拉伽巴路斯硬是要在罗马城大肆宣扬他的太阳神教，太阳神不仅要居于朱庇特和维纳斯之上，甚至要成为独一真神，他被士兵暗杀之后罗马城的人民简直是欢欣鼓舞。

罗马的万神殿结构，其本意是多元一体，但宗教和信仰是非常热烈的东西，每个神在他们狂热信徒的支持下都想一统天下。狂热的人群多了，万神殿就不再是诸神联欢的和平局面，而会变成诸神之间你争我夺的战场。如此一来，帝国在精神上的“一体”就维系不下去了。

诸神越是活跃，帝国的普遍性就越遭到挑战，哪有什么至大无外的罗马，只有各路毛神的私家领地。同样，诸神越是活跃，帝国的唯一性就会被打破，各种信徒在自己的公开或者秘密集会里生产生命的意义，他们的私家生产并不必然产出帝国所需的公共性。

屋大维首创把恺撒封神，就是要强化帝国对意义生产的垄断，但他不能打破万神殿，那么皇帝们被封神就只是加剧了万神殿里的混乱，皇帝只不过是参与诸神之争的又一种角色罢了。

“继承”一节特别谈到罗马皇帝权力合法性基础的薄弱，这个致命缺陷和万神殿结构大有干系。万神殿里那么多神，是哪一尊神授权给皇帝呢？帝国没这么做，皇帝权力仍然是来自罗马元老院与人民，而不是主神朱庇特或者战神马尔斯直接授权。

因为一旦采用君权神授，数百年来罗马多神教为政治服务的基本结构就会动摇，收编战败者神灵的文化同化政策就会失效，审慎的屋大维哪怕手握无上大权也不敢这么干。他顶多是把恺撒送进万神殿加强自己的权威罢了。

但这不解决皇帝权力合法性基础薄弱的问题，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还把这个问题变得更加棘手，因为封了神的先帝们也加入了诸神之争，反而容易被其他神的信徒攻击，如基督徒。万神殿结构天然难以避免和抑制诸神之争，纷争无法管束，不仅会导致民心散乱，也会导致皇帝权力合法性彻底失去宗教的支持。

这个时候，基督教的好处就很明显了，与其让各路毛神你争我夺，不如宣布帝国只有唯一真神，精神世界清静了，帝国的唯一性就保住了，政治稳定也就有可能保住了。

基督教恰好是讲唯一真神的宗教。的确，犹太教也是如此。但犹太教不向其他民族开放。这个时候，保罗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

他把上帝从犹太人手里解放出来，让每一个愿意信耶稣的人都可以得到上帝的恩典。基督教拥有了和帝国一样的普遍性和唯一性，在结构上就容易和帝国接轨。这是基督教征服罗马在顶层结构方面的原因。

君士坦丁大帝是最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尽管优西比乌把君士坦丁大帝宣扬成基督教圣徒，用他虔诚的信仰、完美的德性和无敌的力量带领整个罗马帝国皈依基督教，但他的帝王之心才是他拥抱基督教的根本原因。

关于君士坦丁大帝拥抱基督教的动机，早就成了历史公案，“各执己见的权威说法之所以混乱不堪，完全是君士坦丁本人的行为所造成的”。从公元313年颁布《米兰敕令》宣布基督教合法，废除所有的迫害政策，到公元337年临终前不久受洗正式皈依，君士坦丁大帝留下了太多按照基督教标准根本无法容忍的“劣迹”。

比如他的新帝都君士坦丁堡和宫殿建得辉煌灿烂、奢华无比，他仍旧长期奉行旧宗教的礼仪，他以太阳神阿波罗自居，他对自己的家庭成员痛下杀手，等等。

君士坦丁大帝一生的做派一点都不像基督徒，甚至有罗马史专家这样刻薄地评价他临终前的正式皈依：“君士坦丁只是遵循着大多数虔诚的基督教徒惯例罢了，即他在现世既然必须沾染在基督教教义中属于重罪的罪行，那么干脆把成为基督教徒所需的洗礼，延后到想干坏事也干不了的时候举行。”

我们无须追究君士坦丁大帝的基督教信仰是否虔诚，在什么时候转变信仰，洗礼到底是不是演戏，重要的是，他宣扬君权神授，并且把基督教的上帝作为皇帝权力的来源。他“承认自己得到的所有美好事物都是来自上帝的赐予”，并且凭借上帝的名义击败了宿敌李锡尼，重新统一了帝国，而且在往后的统治当中以上帝代理人的身份治理亿万臣民。

无须再去计较君士坦丁大帝本人信仰是否虔诚，就如同无须再去计较优西比乌对君士坦丁极尽华美的赞颂是不是虚情假意的阿谀奉承。帝国的精神世界在他们的合作之中由纷扰不堪的万神殿变成了唯我独尊的基督教上帝。

帝国的普遍性和唯一性与基督教的普遍性和唯一性高度匹配，形成了双方都非常认可的相互合作和相互支撑关系，罗马的精神结构被彻底更新。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第二，万神殿里无论容纳了多少神，战争和暴力倾向始终是底色，和平与安宁并不是理所当然，而基督教要求博爱，和平与安宁不仅是世界的最终结局，也是当下就必须实现的上帝诫命，对国家大局和人的内心来说都是如此。

罗马刚健勇武的传统美德，说得好听，是充满了进取心，说得不好听，它充满了侵略性。罗马人的进取心说起来真的是充满了人性，爱憎分明，而且都很强烈，还密切地交织在一起。罗马人的进取心通过战争胜利后国家颁发的荣誉得以满足。

战争和杀戮就成了爱国和荣誉的前提。爱恨的逻辑实际上颠倒了：没有对敌人的恨，怎么证明对祖国的爱？于是，共和需要不断地制造敌人，用他们的血来滋养爱国主义。

对于普通人，这种爱恨扭曲的状态会让人变得是非难断，血腥杀戮真的可以因为爱国奉献就免于良心不安吗？对于帝国，她在哲学上是普遍的，是至大无外的，哪里来的敌人必须血战到底呢？高度的敌对性是对帝国自身伟大品质的直接否定。

所以，罗马人用爱国主义包装的进取心，无论在微观个人心灵层面还是在宏观帝国品质层面，最终都会让罗马（人）陷入严重的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爱国主义强大如罗马共和的样态，哪怕作为顶级政治遗产留给了罗马帝国，也因为它本质上的特殊主义而无法在大规模共同体当中自圆其说，它是有极限的。

基督教无条件的博爱，恰好给左右为难的普通罗马人和左支右绌的罗马帝国解了套。耶稣教诲世人，爱上帝、爱邻居，这还不够，还要爱敌人。

别人打了你的左脸，要把右脸也伸过去让他打。当一个罗马士兵在战场上杀人如麻，尤其是在内战当中杀自己的同胞如麻，心理几乎要崩溃的时候，听见耶稣的这种教导，完全是换了一个世界，他会得到一种解脱的喜悦。

爱超越了国家和敌人，就无须再与恨纠结在一起，和上帝相连的爱会成为最终的依归。而帝国因为上帝的出现获得了无须证明的普遍性，罗马就是上帝之城，爱罗马的心理前提不必再是恨敌人而是变成了爱上帝。

帝国追随上帝羽化登仙，不必再在斗争、战争、纷争的节节胜利中证明自己的伟大。基督教要用大爱去打败所有的恨，尤其要打败用爱来包装的恨，或者说是以恨为必要前提的假爱。基督教的博爱让普通人更容易获得内心的宁静和安详。

它当然不如罗马式的进取心更容易激励人去建功立业，但它更持久、更坚定，也更适合普通人。不用正面激烈交锋，只要罗马式的进取心走向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基督教的博爱就是最好的解药。这是基督教征服罗马在底层结构方面的原因。

回过头来看万神殿结构，里面的神虽然很多，但他们的同质性很高，说白了他们和罗马的朱庇特、马尔斯差不多，都遵循进取心模式。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诸神也一样。和他们不一样的基督教的上帝就不愿意进万神殿与他们为伍。

也就是说，万神殿结构表面上多元性很强，实际上并不是如此，它只是横向的多元性很强，但它的纵向的多元性很弱。它能够勉力整合不同共同体之间的诸神，却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去整合贵族和平民、草根、奴隶、底层的神。

罗马万神殿里的诸神像罗马共和美德一样偏爱强人、能人和有野心的人。它和罗马共和本身一样带有强烈的贵族品质和精英品质。

它的形成和罗马霸权的形成是同构的，战败者的神灵都进了万神殿，战败者的精英都进了元老院，但穷人、奴隶、草根、底层的精神安顿依旧没有着落。罗马的万神殿结构和霸权结构一样，间接统治最大的短板就是无法深入下层民众的心。

甚至可以说，偌大的罗马帝国跟下层民众没什么关系，自身顶端的意义（皇帝权力的合法性）都没得到合理说明的帝国根本无力也无心为下层民众提供有效的意义生产机制，“帝国不是他们的社会”。

这个时候再来看基督教的博爱，威力就不只是打败精英式进取心那么简单了，它填补了共和和帝国都不曾占据的下层民众的心灵。正是因为共和和帝国对下层民众精神安顿的漠不关心，基督教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可能也是意义最为重大的病毒式传播。帝国的基座被基督教占领了。

第三，顶层和底层都有拥抱基督教的巨大需求，欠缺的就只是时机，基督教的机会来自罗马帝国的内战。因为基督教是弱者的宗教，而内战把帝国变得遍地都是弱者。

上文已经谈到，罗马的多神教是贵族的宗教、精英的宗教、鼓励进取心的宗教，它当然是强者的宗教。强者的宗教在天下太平的时候就不属于广大的弱者，帝国内战造成了弱者遍地的新局面，这里针对的主要是原来的强者。百年内战过后，山河变色，繁华落尽，原来的强者将如何自处？上层贵族皈依基督教也变得顺理成章。

“立教”一节谈过，罗马多神教是非常典型的“人—人”模式，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就像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交往方式是谈生意、做买卖。典型做法就是中国人熟悉的“烧香—还愿”。能和神做交易的宗教，自然会被交易失败的人们抛弃。

内战打得罗马生灵涂炭，满地都是弱者，皇帝几乎无一善终，贵族们永无宁日，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诸神在哪里？为什么不保佑我们？为什么会乱成这样，诸神不管吗？万神殿结构的世俗程度很高，和世俗生活的关联非常紧密，一旦世俗生活受到严重的创伤，它也很容易随之动摇。

人们在残酷的内战中对诸神充满了怀疑和抱怨。上层贵族也开始投靠基督教这个弱者的宗教，因为任何人在乱世之中经历过起起伏伏都很容易在心态上变成弱者，感叹世事无常、命运作弄、天不长眼。

贵族的皈依带来了顶层皈依和底层皈依的连接，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海伦娜皈依基督教。我在《西方史纲》里谈过，海伦娜是否真的对君士坦丁的选择产生了重大而直接的影响，说不清楚，其实也不重要。

海伦娜的虔诚信仰说明君士坦丁大帝身边有基督徒，他有机会了解基督教。他就可以摆脱戴克里先那种因为对基督教不了解而产生的无边恐惧，进而就可以理解基督教这种弱者的宗教有什么样的机制可以为政治统治所用，有什么样的信教群众基础可以收入囊中。

总之，帝国顶层和帝国底层之间的窗户纸被捅破了。这个连接君士坦丁和亿万民众之间的管道具体是海伦娜还是谁，并不重要。贵族皈依基督教的趋势只要积累到皇帝身边有可信的人敢讲真话，就足够了。

君士坦丁大帝的雄才大略足够让他从戴克里先的执拗当中清醒过来，转身去做亿万弱者的救世主。如此一来，全面皈依基督教的罗马帝国就顺利合拢了。

新帝国符合皇帝、贵族、平民甚至奴隶、草根、底层的迫切精神需求。帝国拥抱基督教不是君士坦丁大帝凭一己之力把帝国献给了基督教，而是基督教和帝国的匹配性逐步展现，帝国似乎在基督教洗礼中得到了新生。